越是紧要的历史关头，就会有越多隐秘的历史细节被忽略。辛亥革命那年前后，大家都盯着大清怎么被解体而亡，很少人注意到一个省份内部的事情。

　　1912年初，江苏一省之内竟然出现了三四个都督府、好几个军政分府，一度处于严重分裂的状态。难怪当时最大的报纸《申报》，将江苏的情况比喻为唐末藩镇割据：

　　革命党人陈其美，最早在上海（当时属江苏管辖）成立了沪军都督府；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，反正后在苏州成立了苏军都督府；南洋新军将领林述庆，在镇江设镇军都督府，随后他率军进攻南京，镇军都督府改为镇江军政分府；革命军攻克南京后，程德全将苏军都督府搬到南京，建江苏都督府，后庄蕴宽接替他代理江苏都督；北洋陆军出身的蒋雁行，在清江浦（今属淮安市）设立江北都督府；与此同时，无锡、常州、扬州、松江等地，都出现了颇有势力的军政分府和头面人物……

　　表面上看，这仅是特殊历史节点的乱象，但其背后，反映了江苏省根深蒂固的地域纷争、族群歧视与省籍认同问题。

　　沪军都督府裁撤前，淞沪军界一帮人通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，说必须让陈其美做江苏都督，不然说不过去。江苏省议会知道此事后，坚决反对，说江苏是江苏人民的江苏，不是都督的江苏，也不是总统的江苏。言下之意，决不能让上海这个“下邑”来领导江苏。

　　反过来，上海在经济、政治上的地位今非昔比，显然也看不上江苏。上海人的独立意识早已觉醒，不愿屈居江苏之下。

　　江北都督府方面，诉求更加前卫，他们要求独立建省，理由很简单：江北在江苏省内的地位一直被无视。江北都督蒋雁行吐槽说，以前江苏省谘议局开会，会场中竟然都讲吴语，江北人士根本听不懂，导致有关江北的议案十有八九通不过。

　　看来，江苏省内的江南中心主义，一直让江北人很不爽。南北之间注定还有大事要发生。

　　谁是江苏省的一哥？长期以来，这两座城市就互相较劲，互不相让，以致辛亥革命后短短的时间内，省会在苏州和南京之间转了两圈。连程德全都一度非常郁闷，直接找庄蕴宽代理都督，自己跑到上海“养病”去了。

　　两城争执不下，舆论看着干着急，纷纷建议超脱宁苏之争，让镇江来当新省会吧。这个建议当时没有回响，但十几年后竟然成为现实。

　　如今，在网络上，全国最爱内斗的省份排名中，江苏永远排在第一位，甚至得一别名“大内斗省”。

　　康熙初年，江南省拆分为江苏、安徽两省之后，就给江苏内部的地域之争埋了一颗雷。

　　按照惯例，自元朝建立行省制度以来，一个省一个省会。但江苏省却出现了“双省会”格局：江宁（南京）和苏州。

　　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原寄设于江宁府的安徽布政使司迁走后，清廷在江宁府增驻江宁布政使司，与驻苏州府的江苏布政使司并存。

　　这样，江苏一省之内，分成两个区域管辖：江宁、淮安、扬州、徐州四府，以及海州、通州两个直隶州，归江宁布政使司管；余下的苏、松、常、镇四府和太仓州，由江苏布政使司管。

　　对于这种怪异的“双省会”制度，清朝最高领导人一直也是默认的。乾隆曾得意地说，他下江南的政绩之一是给江浙两地蠲免了三成的赋税，尤其是“省会驻跸之地，加恩更宜优渥”，然后他点了江宁、苏州、杭州三个省会的名。

　　南京扼长江、控南北，虎踞龙蟠，且为明朝故都，在政治上、军事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。

　　苏州的优势则更多体现在经济上。明清两代，苏州一直是长三角的经济核心城市，整个长三角的商业物流网络均围绕苏州展开，地位类似于后来的上海。直到1843年，苏州仍是仅次于北京的全国第二大人口城市。江南财赋的稳定征收，关系帝国的正常运转，而为保证江南财赋的稳定，苏州是重中之重。经济地位的重要性，反向传导并提升了苏州的政治地位。

　　此外，将苏州设为省级政治中心，可以对南京所在的上江地区进行权力牵制。这是清廷玩区域权势平衡术的一种策略。

　　1860年代以后，受到交通枢纽转移和太平天国战乱的双重影响，苏州的经济地位被开埠仅十多年的上海所取代。尤其是太平天国期间，苏州等地的大量官员、绅商、士人与普通劳动者纷纷避往上海，促进了人才、资金和劳动力在上海的聚集。至此，长三角中心城市由苏州移至上海。

　　历史上，上海曾被称为“小苏州”，到了20世纪初，苏州反过来被称为“小上海”。

　　辛亥革命催生新时代，已经失去经济霸主之位的苏州，亟需抓住江苏省会的帽子，才能确保不会在政治上同步陷落。

　　不过，在两江总督驻地南京被苏浙联军攻克后，程德全立即决定将苏军都督府迁往南京，想做真正的江苏都督。这表明在江苏头面人物的心目中，南京的政治地位仍然高出苏州半截。

　　苏州本地绅商担心苏军都督府迁走后，在宁苏之争中处于下风，因此极力活动，希望保住江苏政治核心城市的地位。加上程德全移驻南京后，苏州发生兵变，秩序大乱，苏州商民呼吁江苏都督回驻苏州。

　　此时，程德全在南京遭遇了身份的尴尬。致力于江北独立的江北都督府的出现，使得他这个江苏都督变得有名无实；与此同时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设在南京，这样南京成为首都，江苏都督也无法在南京继续待下去了。

　　程德全一怒之下，让庄蕴宽代理江苏都督，自己跑到上海“养病”去了。没过多久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以“苏州事务甚繁”为由，命令庄蕴宽移驻回苏州。庄蕴宽于是回到苏州，整顿秩序，苏州又成了江苏省会。

　　至此为止，经过宁苏双方的博弈，一个成为民国首都，一个成为江苏省会，堪称各得其所。

　　但紧接着，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，且拒绝南下任职，北京遂取代南京成为民国首都。作为立法机构的江苏省议会这时强烈支持南京做江苏省会，并强调一省只能有一个省会，要求江苏都督庄蕴宽赶紧回南京。

　　苏州绅商当然极力反对省议会的决定。在此情况下，庄蕴宽突然宣布辞职，程德全再度被任命为江苏都督，并回苏州主持大局。

　　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说，当时的江苏出现多个都督府和军政分府，由于各方矛盾调解不下，南京临时政府立法院一度想将江苏划为三个省。

　　袁世凯上台后，以南北统一为号召，不希望各省的分裂导致全国的分裂，因而坚持裁撤江苏省内各个地域山头：沪军都督陈其美想做江苏都督，不被江苏省议会接纳，最后由袁世凯安排了民国工商总长一职，总算化解了矛盾；袁世凯派人到扬州，以中央拨饷30万为条件，让徐宝山自动取消了扬州军政分府……

　　在袁世凯的努力下，江苏终于渐趋统一。程德全亦顺应大势，从苏州再次移驻南京。苏州在与南京的省会之争中，最终落败。

　　在宁（南京）苏（苏州）合一、南京被确定为江苏唯一省会的背景下，江北问题就显得十分刺眼。

　　辛亥革命过程中，蒋雁行等人在江北成立江北都督府，与江南相抗衡，意欲从江苏独立出来设省。这既是当时革命大环境的影响，也是江北、江南畛域之分的必然结果。

　　无论是地理、语言还是文化，江北与江南均差异甚大。用蒋雁行的话来说，江北江南强行揉为一省的结果是，江北人士在吴语当道的全省会议上毫无存在感，导致文化上处于弱势的江北，利益常常被无视。

　　宝宝心里苦啊，所以江北人多数不愿附和江南。江南人则把江北当成了文化与族群鄙视链的底端。

　　江北、江南分省的提议kaiyun 开云官方入口由来已久。最晚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，就有官员鉴于战争期间江南江北存在文化隔膜、呼应不灵的弊端，建议变通江苏省区划，在江北、江南分别设省。这个建议遭到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反对，遂作罢。

　　到了1904年，正值清末新政改革，江苏著名绅士张謇上书朝廷，建议在徐州设省。

　　张謇的建议引起清政府的高度重视。从加强控制苏北的目的出发，清政府决定改漕运总督为江淮巡抚，正式设立江淮行省，省会定在原漕运总督的驻地清江浦（今属淮安市），辖区则包括原江宁布政使所辖四府、二直隶州。

　　从张謇上书，到江淮省成立，仅用了一个半月时间。不过，这次苏淮分省却遭到了江苏籍官员，包括张謇本人的强烈反弹。

　　张謇认为江淮省的设置与自己提议的徐州设省建议大相径庭，简直是“非驴非马”，十分失望。一帮江苏籍的头面人物也出来发声反对，指出苏淮分省后，江淮失去苏松的富庶，转为贫，而江苏则失去淮徐的地形，转为弱，对两省都是失分的决定。当然，他们最担心的是，江淮贫瘠，分省后划江而治，盗匪流寇将对江南发起财富劫掠。

　　在各方的反对下，江淮省仅存在不到三个月便宣告“寿终正寝”。由于存在时间太短，绝大多数江苏人都不知道江苏省曾被一分为二。

　　仅仅七年之后，清江浦又在辛亥革命的大背景下设立了江北都督府和江北议会，要求江北单独设省。

　　江北各县连发通电，呼吁社会各界支持江北分省。江北都督蒋雁行与江北议会均强调，江北在前清时代一直受到苏属人士的轻视和漠视，导致江北人的权利与江南人极不平等，这是“江北列祖列宗之耻”。号召江北人一起努力，争取地位，生死存亡，在此一举。

　　对于江北的分省要求，急于重建中央集权的袁世凯当然不会接受。他说，假如江北分省成功，浙江、河南等省纷纷效仿，那国家怎么办！

　　随后，袁世凯电令蒋雁行到北京，另有委任，并裁撤掉江北都督府，归江苏都督管辖。蒋雁行只得表示服从。

　　消息传来，江北民众团体“异常愤激，纷纷集议，拟以死力争 ”。他们还请江北人张謇出面主持分省之议，结果，张謇不仅不支持分省，还通电指责蒋雁行。所以，许多人骂张謇是“破坏江北大局之罪魁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出身海门的张謇，并不认为自己是“江北人”。在他的观念中，盐城、阜宁、淮安等地才算是“江北”，言下之意，海门、启东乃至整个南通、泰州地区，都不能算“江北”。就像今天，对苏北人的指称，在江苏、上海形成了层层鄙视链，每个地方都想甩掉这个标签，不想自己的家乡被标注为“苏北”。

　　当时人指出，江北难以独立成省的原因之一，是地方贫穷，独立后在财政上无法自立。说到底，一切遭歧视、被无视的根源，还是因为穷！

　　时间流转，到了1927年。随着北伐成功，出身南方的革命者蒋介石，决定将首都从北京迁回南京，并将南京单列为特别市。

　　可惜的是，这次，苏州并非新省会的必然选择。1928年7月，江苏省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，讨论省会选址问题。在对省内适合做省会的各地区进行比较后，与会者9人进行投票。

　　“黑马”镇江一举胜出，被定为江苏省会。从1929年2月省会迁至镇江，到1949年4月国民党败退撤离，镇江作为省会的时间跨度达20年，除去中间日军侵华沦陷8年、省会流离搬迁，实际作为省会12年。

　　那么，名不见经传的镇江，为何能够击败苏州成为新省会呢？原因当然有很多，但最主要的加分项，是镇江的区位优势。

　　镇江与南京相距甚近，南京被定为首都后，临近南京有利于行政联系，便成为一个极大的优势。另一方面，相比偏居江苏东南角的苏州，镇江的位置相对居中，更有利于管控离心力强的江北地区。

　　至此，民国江苏两次换省会，苏州在交通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等诸多方面均占上风的情况下，两次落败。其失意程度不亚于宣称被苏州人漠视的江北人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

　　在政治上玩不转的苏州，发展出一套强势的经济与文化鄙视链，把南京狠狠鄙视了一通。依此而下，江苏省内以江河、语言、文化、饮食、经济等不同标准，构建出一条条错综复杂的鄙视链。

　　而这条鄙视链的最顶端，则是早已从江苏分出去的大上海。自视高贵的苏锡常，与上海之间仍隔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，难怪昆山人要显摆说：苏州跟我们有半毛钱关系？上海那才是前世今生啊。

　　由于苏北是老解放区，苏南是新解放区，遂以长江为界划分为苏北和苏南两个省级行政公署区。两个行署区的驻地分别为泰州（后移驻扬州）和无锡。这表明民国初年江北人争取的分省，此时又短暂地成为了现实。

　　1952年11月，撤销苏南、苏北行署区，合并成一个省，恢复江苏省建制，省会临时定在镇江。

　　上海如今是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核心，虽然早与江苏没了行政管辖关系，但有这么个巨无霸在身边，大半个江苏都被它的光环所笼罩，无可逃避。

　　江苏省内，清代的两个省会各自得到一种优势。苏州在经济上压制南京，发展成为江苏经济一哥；而南京在政治上始终高出苏州半截，彼此间也是一种必要的牵制。

　　失去了省会地位的镇江，早已泯然众人。除了被省内其他地方调侃为“卖醋的”，缺乏更大的亮点。

　　当年张謇提议设省的徐州，却依旧有低调的魄力。整个民国期间，许多专家学者孜孜不倦地从不同角度论证徐州设省的可行性，虽然多未实行，但这一块区域的重要性不言自明。到1986年，苏、鲁、豫、皖四省接壤地区18个地市成立淮海经济区，徐州客观上成为南京以北、济南以南、连云港以西、郑州以东这一地区的中心城市。

　　由于长期存在的江北、江南分隔，一直到现在，官方与民间都曾在不同时期谈论江苏迁省会的可能性，以解决苏北被冷落的问题。有学者提出，扬州或淮安区位适中，或许是新省会的最佳选择。

　　但是，不管江苏各地如何“内斗”，有一点必须肯定：作为全国第二经济大省，它的发展均衡性比起全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，简直不要强太多。江苏13市，全部上榜全国百强城市，而广东还有一半的城市在百强之外悬着。

　　又团结又斗争，又亲密又鄙视。内斗不忘发展，发展不忘玩梗。比赛第一，友谊第十四。但比完了、斗完了，并肩建设经济，这样的江苏才真的了不起！

　　韩起澜：《苏北人在上海，1850—1980》，卢明华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

　　郑忠：《嬗变与转移：近代长江三角洲城市体系之雏形（1842-1895）》，《复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，2007年第1期

　　何一民、范瑛：《从府城至省会：清代苏州行政地位之变迁》，《天府新论》，2009年第5期

　　纪浩鹏：《宁属还是苏属：辛壬之际江苏省会之争》，《江苏社会科学》，2017年第2期

　　周育民：《辛亥革命时期的“江苏统一”——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》，《史林》，2002年增刊

　　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：《民国江苏省会镇江研究》，江苏大学出版社，2010年

　　李巨澜：《辛亥时期“江北分省”问题探略》，《南京政治学院学报》，2004年第2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