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的时候，却不知道，中国公司仍然在纽约时代广场的荧幕上抢占眼球。

　　巨幕下的匆匆过客中，一定有这款Plaud AI录音笔的用户。它纤薄小巧，能贴在iPhone背后，接入ChatGPT整理录音，售价不算便宜，159美元起，但销量却迅速突破了百万台。

　　（2025年6月，Plaud广告登上时代广场屏幕，图片来自Plaud.AI 公众号）

　　无论从产品、宣传，Plaud这家公司都看起来“中 美莫辨”。但实际上，它成立在2021年的深圳。创立之初，创始人许高就表达过Plaud的愿景：“Day One（*天）就要做一个全球化的企业”。

　　这样的口号放在十年前，没有多少人会当真。当下，却可能是许多野心勃勃年轻人理所当然的创业路径。不止一位创业者向36氪表达了这样的想法：一个硬件创业公司，在2025年要是不盯着全球市场，不想做高溢价的品牌，那就太没想象力了。

　　2014年时，《华尔街日报》发文称赞一家产品刚上市两年的中国公司是“*在全球主要的消费产品领域，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。”

　　赞誉背后的现实是：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的全球化十几年后，中国出口总值已达到14万亿人民币，但中国产品给世界留下的印象仍然是：性价比不错，但没什么趣味，更谈不上“酷”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中，北美*的民用无人机制造商是3D Robotics。创始人Chris Anderson曾是连线杂志的总编，最初无论是资源还是人脉，都远胜大疆这样的中国初创公司。

　　但Chris Anderson清楚这个对手的凶猛。他2014年公开表示大疆是 “*波我们在21世纪需要应对的中国公司，他们在执行力上是无可挑剔的。”

　　这一年，大疆的爆款Phantom（精灵）无人机推出了第二代，营收超过10亿美元。

　　一年后，3D Robotics撤离了消费级无人机领域。“我们意识到，一家位于硅谷、以软件为中心的公司，要和一家位于中国、垂直整合的强大制造公司竞争，这本身就很困难。”3D Robotics的前首席营收官科林·格温回忆。

　　在之后的十年中，大疆长期占据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七成以上份额。这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（业界认为大疆年营收已超500亿元），也带来了高利润率，一扫过去中国产品廉价利薄的处境。

　　“以前中国公司是不敢定高价，也没有能力定。接着，他们有能力定了，但还是不敢定。”星联创新的创始人毛汉勇对36氪说，“现在是又有能力又敢定出高价。”

　　影石创新CEO刘靖康2017年接受采访时，希望自己的公司“能像大疆公司一样，被世界认可。”

　　2025年，90后刘靖康成为科创板最年轻的敲钟人——过去十年，影石不断吞噬硅谷明星公司Go Pro的市场，已经成为全景相机赛道的*龙头——上市后，影石创新市值只用了三个月就突破千亿，引发了整个市场的关注。

　　它们带来一个疑问：十年间，从大疆开始，为什么有安克、影石、正浩……新一代硬件公司接连不断出现？

　　无论是许高、汪韬还是刘靖康，身上都有新一代硬件创业者共同的特质：拥有全球化的硬件产品视野，能够直接触达海外消费者的心智。

　　这些心怀猛虎的年轻人，早就厌倦靠山寨货赚取薄利，他们渴望造出全球*的产品，获得世界用户的尊重和追随。

　　媒体曾报道，在影石办公楼挂上自家招牌的那一天，刘靖康在朋友圈写道：小子，你来到这里，就要把这变成自己的地方。

　　刘靖康的豪言并非年轻人的呓语，他们知道，自己实际上站在某个历史性的临界点。

　　“你问什么时间点中国开始引领创新？就是你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，强到压不住的时候，临界点就到了。”毛汉勇说。

　　“硬件工程师的红利在外溢，软件工程师的红利在外溢，供应链的也在外溢。谁能找到市场机会，弄到合适的团队，就能做起来。”一位投资人分析，“现在可不是机会多一点，是机会多多了。”

　　这是中国硬件创业者的黄金时代。对于许高、刘靖康们而言，寻找“金羊毛”的冒险已经开始。

　　西丽和桃源、粤海街道串联，构成一条“独角兽走廊”。在这片狭长地带，有20家独角兽企业，总估值超700亿美元。

　　任何一位投资人都不愿意错过这条走廊，正如你不可能错过西丽街道最醒目的建筑——大疆的总部天空之城。

　　2017年，苹果剧院设计师诺曼·福斯特决定参与设计大疆全球总部。6年后，两栋接近200米的超高建筑拔地而起，面积超过两万平米。玻璃体建筑倒映天光，一条羽毛状的钢结构悬索桥连接东西塔，奇特而轻灵。

　　搬入新总部时，大疆的营收已经跨入300亿元，是当年创业板公司平均营收的十倍以上。

　　新一代的深圳的硬件创业公司大都绕不开大疆：它展示了硬件公司创业的另一种产品方法论，而“大疆系”创业者，又一次次将其验证。

　　在中国，以往硬件公司最便捷的路径是：以中国的供应链能力做平替。最有代表性的是一批电动牙刷企业，一旦押中爆款，两三年就能冲到数亿营收。

　　但大路很快变得拥挤。以电动牙刷为例，几乎没有门槛，差异更多在于营销技巧，很难建立起品牌堡垒。一旦更多入局者下场厮杀，行业增长迅即见顶。

　　而大疆代表另一种产品方法论：在一个细分赛道，做有技术门槛、客单价高的产品，不吝惜营销费用，在全球利基市场拿下统治地位。

　　“大疆方法论有个问题，就是前期投入很高，且做大单品，市场看起来很小，是个浪漫主义的方式，所以有些投资人算不过来账。”高速吹风机“物种起源”的创始人林源告诉36氪。他也是大疆的前员工。

　　“天空之城”动工那一年，大疆电池研发部的负责人王雷决定离职。他在大疆总部900米外成立了正浩创新，做当时还小众的便携储能电源，还挖来了老同事陈熙当CTO。

　　正浩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亏损。直到2019年，正浩都没做出一个爆款。王雷只能反复读《三体》缓解焦虑，也做好了要坐十年冷板凳的心理准备。

　　但哪怕在这些时刻，正浩仍然没失去某种“大疆气质”。比如王雷坚持要开发双向逆变技术，因为他认定理论上是可行的，哪怕研发新同事直接断言“不可能”。没有爆款，正浩该花的钱还是要花，坚持投放媒体广告，坚持将产品铺到线年，正浩发布了一款重要产品DELTA 1300。王雷对技术的执著最终在产品力上得到回报：其他产品自充都在8小时以上，DELTA 1300只要1.6小时。

　　靠这一个爆款，2020年正浩扭亏为盈，收入翻了十倍以上。2023年，乘上欧洲能源危机风口，正浩市占率超过老牌公司华宝新能，成为全球*，公司的估值也来到10亿美元——这是迈入独角兽的门槛。

　　正浩翻盘那一年，王雷的老同事陶冶离开大疆。他是大疆消费级无人机事业部负责人，已经36岁了，在公司内部位置不低。决定创业时，陶冶告诉来劝说的同事：“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做大事的机会，我能感觉到我的青春正在逐渐离我而去，所以我要赌这个。”

　　拓竹的爆款产品Bambu Lab X1也经历了研发期漫长的煎熬，但一上市就击爆了现有产品：当市面上产品还在单色打印时，拓竹可以同时实现16色打印，打印时间相比同类产品少70%。

　　Bambu Lab X1*就达到700万美元，打破了*平台有史以来的记录。对于一台售价数倍于同类产品的机器来说，算得上一道奇观。

　　只用了4年，拓竹营收就从0做到50亿元。在很长一段时间中，除了令人惊叹的增长，拓竹没有什么大事发生。用一个投资人的话说，“只是单纯地赢。”

　　当正浩、拓竹相继成为现象级公司后，投资者开始相信，大疆的产品方法论也许有着更好的风险报酬比，哪怕它代表的“饱和投入”策略会让一家初创公司的CFO心惊肉跳。

　　以大疆风格鲜明的拓竹为例，它创立初期，就和其他硬件创业公司打法明显不同。“别人招一个人，拓竹招十个人，把所有的机会都探索一遍，挑*的开花结果。”一位3D打印机行业人士解释。

　　这些人力最终会扑在几款产品上并行开发，“别的公司三五个人做个项目，拓竹可能一两百人做一款产品。我们拿两把狙击枪放子弹，人家端的冲锋枪。”上述同行表示。

　　攒一台3D打印机不算复杂。硬件层面，Klipper这样的开源3D打印固件问世多年。至于生产，创想三维、智能派这类大卖打磨多年后，珠三角供应链早已成熟，150元就能买到驱动电机，最基础的芯片不到十块钱。

　　和拓竹同期，不止一家公司在做类似的高速打印机，通常做法是由工厂买料代工。但根据上述业内人士介绍，拓竹直接在代工厂租下一块区域，自己招聘工人和厂长，自己采购材料。据说他们还换了门锁，派专人看管大门。“工厂老板都不能进去，工人进入都要录指纹的。”

　　这是典型的大疆式管理。在大疆，关键零部件“小到几分钱都是自己采购的。”一位大疆前员工告诉我们。

　　在正浩和拓竹身上，都有对生产和产品细节近乎苛刻的把控。拓竹的“门中门”管理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汪韬的一个故事：他会告诉员工，要用几个指头拧到什么样的感觉时，螺丝松紧度才是对的。

　　拓竹、正浩短时间估值蹿升，无疑是大疆方法论的完胜。以至于最近两三年，大疆的员工成了资方争抢的对象，尤其类似陶冶这样负责过核心产品供应链、市场、研发的“大产品经理”，哪怕还没做出产品雏形，就有投资人排队等着给钱。

　　“再过几十年，回望中国科技企业史，会发现大疆是一个分水岭”，参与大疆投资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高秉强说，因为大疆最早证明了“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做出世界级的产品，和科技超前的公司。”

　　品牌，全球视野，全球创新公元前50年，恺撒在一次决定性的战争后，给元老院发出一份只有三个单词的捷报：我来，我见，我征服。

　　2012年，大疆投资人李泽湘问红杉资本全球合伙人莫里茨：“要做国际品牌应该从哪里切入？”——当时国内投资人都把大疆产品当玩具，但莫里茨却赞誉有加——他建议：美国，美国硅谷，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“头儿”。

　　他们通过微软前全球副总裁沈向洋，把样品给到了比尔盖茨，又通过莫里茨送给其他硅谷科技大佬。从来不用苹果产品的比尔盖茨为了体验，不得不破例用了iPhone（或iPad），因为当时大疆只支持iOS。

　　大佬背书无疑是一次*的营销。这样的方式对上一代许多草根出身，几乎不会英语的老板们来说，太过陌生和奇特。

　　从2001年加入WTO后，中国很快出现了一批全球经营的企业。代表性的联想、华为、TCL在世纪之初就已经在海外派驻了很多员工。

　　然而，早期中国硬件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很难建立起品牌影响，只能靠收购打开市场。2004年的冬天，联想用30亿美元收购百亿美元IBM PC业务的并购案，仍是全球商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此后海尔、TCL陆续斥巨资，收购了不少海外老牌公司。

　　很多时候，中企虽然是花钱的主，却比卖方身段还柔软。2010年吉利收购沃尔沃时，李书福半开玩笑地形容那次交易：“如同一个农村来的穷小子追求一个世界*的明星。”

　　这一批80、90后创业者，大多出生于中产家庭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“见过好东西”，不少人在香港或欧美拿学位，伴随全球化浪潮起伏成长。

　　刘靖康在2014年Google Cardboard发布后，就能从海外淘一副试玩。他反复讲述的人生格言“You Only Live Once”（你只活一次），在欧美年轻人中同样流行。大疆更是在十年前就开始启用外籍高管——这在当时的中国公司中极其罕见。

　　“这一代创业者，有全球化的格局和眼界。而且基本都是高学历、高认知，做的都不是传统生意，基本都会偏科技创新。”运动健康硬件AEKE的联合创始人Loong如此分析。

　　这种选择其实也是市场倒逼的结果。当这代人开始创业时，传统大品类已经饱和。早在2018年，中国就能给全球供应18亿部手机、3亿台计算机、2亿台彩电。中国制造的这三大类产品，占全球总产量的90%、90%和70%以上。

　　以3D打印机行业为例，某家老牌头部公司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品牌部门，年终奖拿最多的是做亚马逊渠道和管生产的负责人。创始人学历不高，和技术团队开会时提不出太多想法，很多时候只能保持沉默。

　　但这个创始人有胆量、能吃苦，公司背靠庞大的供应链一年做到10多亿营收，拿到上亿的利润。

　　但陶冶2020年创业时，不可能再复刻这样的路径。即便在消费级3D打印机这样看似小众的硬件赛道，中国每年产量也能达到近400万台，占全球九成以上。

　　拓竹最后拿出*于对手两代的产品，才得以杀出重围。陶冶本人据说在海外和用户同吃同住了几个月。

　　“最早的时候供应链能做什么东西出来，就往外卖什么东西。”毛汉勇表示，但“最近五、六年，大家开始了解海外有什么需求，再去做出来。

　　”新一代创业者勇于进入自己并不熟悉的场景，开创全新的品类。比如庭院机器人。

　　一个泳池公司创始人，此前没什么出国经历，家里也没有泳池。他和合伙人花了近半年，到美国考察了上百家独栋别墅，有时还得伪装成买家进入后院。

　　摸清需求后，他们很快推出了定价上千美元的泳池机器人。有用户告诉他们，自己两套房子的泳池各配了一台，花了近5000美元。

　　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割草机器人行业。大疆前高管魏基栋创立的库犸动力，割草机器人定价比老牌割草机器人厂商富世华、嘉丁拿等高出三分之一以上。多位投资人告诉36氪，库犸动力目前营收或已超过20亿元。

　　这正体现出中国硬件初创公司出海的代际差异：*代出海靠B端大订单，不用研究用户，没有品牌露出；第二代靠亚马逊等跨境电商，有用户和产品研究、有品牌露出，但是更适合卖通用品；第三代先走全球*平台Kickstarter、Indiegogo等做验证，讲求测试全球用户的反馈，产品要有新颖的亮点。

　　技术创新，成为这一代硬件创业的关键词。一个典型的案例是xTool，它靠着小众的激光雕刻机，营收已经突破20亿。

　　xTool的创始人王建军2014年做教育机器人时，就在Kickstarter上靠单品拿过百万美元*。此后每一款新品，几乎都会先到Kickstarter验证。

　　2021年，王建军成立了新品牌xTool，做中国人很少接触的激光雕刻机。当时公司副总裁都看不懂这个产品，“觉得很难实现，甚至很难成功”。

　　激光雕刻机的*成绩出乎所有人预料。该年其激光切割雕刻机*超过260万美元，在所有科技类目*中排名第七。接下来几年，xTool的营收几乎每年都在翻倍增长。

　　如果分析xTool的用户群，它的成功又不太突兀。Kickstarter汇聚了欧美*锋、视野最开阔的一群人，他们乐于为有创意的硬核产品支付溢价。

　　十年前，王建军在*时，百万美元就称得上是个里程碑式的成果。到2025年中，安克旗下子品牌eufyMake一款消费级UV打印机，*了超4000万美元。

　　2014年到2024年间，Kickstarter上来自大中华区的项目*总金额翻了20多倍。

　　至此，硬件创业公司开始形成一条发布创新产品的轨迹：拿一笔天使轮融资-研发样品-到Kickstarter或Indiegogo上*验证-改进并扩大产量。如果顺利交付*批货，雪球就能顺利滚动下去。

　　纵观全球市场，一把卖价60元的筋膜枪和用*材料、供货价500元的筋膜枪都有自己生存的空间。

　　但即使是靠性价比横扫市场的那些老板，也都能感受到海外市场对中国廉价商品日益增长的敌意。他们清楚，“60元筋膜枪”的生意，将越来越难做。

　　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如果不是背靠中国供应链，不会有大疆、影石这样的明星公司诞生。

　　2025年，一名硬件创业者，如果站在华强北商圈中心，方圆1公里之内，可以从1350家公司中找设计，3200家公司里找研发。小样测试有1260个选择，3480个供应商能做量产。

　　如华强北博物馆蓝色展板上所写：“上午设计、下午打样、次日量产、一周出海”。

　　这种速度实际上是深圳十来年的常态。2015年，如果你到深圳创业，两天就能在这里找到400种手机零部件，在美国硅谷，至少需要两个月。

　　在这个信奉嗅觉、胆量和取巧的新兴城市，头脑灵活的人到华强北三尺档口采购点半散装件、运到非洲组装成山寨机和电脑，卖给当地政府，就能赚上一大桶金。

　　“（那时）大家都只是做东西，没有很强烈的品牌观念。”硬件公司蚯比创始人Kooon对我们回忆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就在“山寨帝国”华强北22公里外，龙华富士康每天向全球输送几十万部iPhone手机。苹果公司以要求严苛著称，iPhone铝合金边框及后盖仅允许0.02毫米以内的划伤——这比正常人一根头发丝还细。

　　这实际上是中国供应链强大力量的一体两面。中国有最*硬件供应链，但普通创业者能触达的，只有廉价粗糙的那一面。

　　2010年，雷军创办“小米”，想做出“全球*的手机，只卖一半的价钱。”次年，小米一代上市，由富士康和英华达代工，用上当时旗舰机的配置，售价1999元，最终卖掉近800万部。

　　同一年，低调的东莞公司OPPO、vivo各自推出智能机，还在做运营商业务的华为，也准备发力智能手机。

　　短短5年后，中国公司在全球智能机出货量前六中拿下四席，仅次于苹果和三星。

　　智能手机是最精细复杂的消费电子产品。巨量出货的背后，是中国供应链的快速迭代和膨胀能力。

　　所谓“外溢”，是因为手机产量太庞大，只要手机行业开始下单，任何一个零部件的价格就会在短时间直线年，还在北京做方案商的创业者高望书关注到，小米推出了*款支持双频GPS定位的手机小米8。

　　这成为他后来做智能割草机器人的起点。“在这之前，双频的GPS芯片是一个非常小众、高端、高价的专用芯片，它不太适合民用。”他对36氪回忆道。

　　2022年，当他南下深圳创业时，全套芯片组合已经降到300多元。除了双频芯片，曾经旗舰机才有幸用上的NPU芯片，经过手机到平板、机顶盒的大量应用，价格已经低到“烂大街”的地步。

　　所以，中国公司能批量推出一种欧美人从未见过的产物：无边界智能割草机器人。

　　、智能汽车……中国供应链被喂养成一头巨兽之后，降维攻击成为了诸多产业的常态。比如，不到5年，以徕芬为首的国产“平替”吹风机，就把戴森市占率从36%打到7%。林源告诉我们，2017年他创业时，定制高速马达要几百块。经过企业和供应链一起打磨，到2025年，高速马达价格就降到十分之一，良率超过95%。“中国供应商变得越来越优秀。他们高质量、低价格的零部件催生了新的、本土的、*侵略性的竞争对手。”美国记者费晓闻20多年前已经如此描述。

　　费晓闻时代，产品洪流涌向中国消费欲望旺盛的城市人口。2015年开始，*性价比的“Made in China”商品，通过跨境电商平台开始涌入欧美家庭。

　　那是草根创业者赚快钱的美好时刻，根本不需要关注所谓的品牌，供应链老板们也不太会在一些“小而美”的公司身上花费时间。

　　然而大路货的潮水很快褪去了，传统外贸卖家的钱越来越难赚。供应链老板不得不开始重视起过去忽视的小客户。它们或许会才是产能的下一个出口。

　　毕竟，在珠三角闯荡几十年，老板们除了大进大出赚钱，也不时见证很多“从1到N”的传奇。比如一家做电源的老工厂，一年卖个几十万台，因为一家3D打印机创业公司下单，产能直接翻倍；或者松山湖Xbotpark创业基地几个大学生做出点新东西，突然有一天单量开始暴涨，代工厂随之从小厂长成中厂甚至大厂。

　　以影石供应商弘景光电为例，这家在广东中山的公司2015年，就见到还没成立公司的刘靖康。

　　弘景光电的创始人赵治平是行业老人，在舜宇做过总经理，而刘靖康还在南京大学读大四。2016年，影石*款产品Nano发布后，弘景光电决定押注这家公司。

　　影石这样的新一代公司，让合作的供应链们获得了丰厚的回报。2021年，弘景光电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为1.2亿元。2022年时，影石一家就下了1.4亿元订单，弘景光电营收直接翻倍。到2023年，弘景光电营收已经超过7亿，影石作为*大客户，贡献近一半的营收。

　　而且，弘景光电的扣非后净利率在2024年达到15%，这在供应链企业中是了不起的高利润。相较之下，以手机光学器件业务为主的舜宇光学净利率只有7.3%。

　　2025年3月，弘景光电在创业板上市，比影石还早3个月。从营收刚破亿的小厂到上市公司，弘景光电只用了3年。

　　影石另一个供应商能率，在接触影石创新前，客户都是欧美和日本的头部品牌。他们至今还记得，2017年影石*代全景相机ONE X上市后，不到一年月销量翻了近3倍，厂里模具都不够用了。

　　过去20多年，生产过全球*品牌产品的中国工厂，最不缺少制造实力。全球30%小家电都在慈溪这个不到200万人的县级市生产，全球16%的大家电在广东佛山生产。

　　而与十年前相比，中国供应链的能力已经向上突破到更远。长期被韩国厂商把持的OLED屏幕，中国公司只用了5年，就把市场份额从3%做到45%。深圳汇顶科技发明了屏下光学指纹传感器，成为全球安卓机的标配。中国供应链在全球市场拥有更多的关键元器件定价权后，开始渴求真正的“新”公司出现：更有想象力、更有质感的公司，这些新人的产品将卖出过去中国公司难以想象的价格，并且畅销全球。

　　2025年夏天，AI玩具公司跃然创新（英文名Haivivi）完成累计近3亿元融资，破了行业记录。但两年前这家公司差点破产倒闭。2023年，Haivivi濒临绝境。李勇在北京已经融不到任何钱，公司欠了几百万，社保断缴一年。最感无力的时刻，他打算给估值打个对折，拿些钱清算关门。

　　最终李勇还是心有不甘，融资中介告诉他，有个香港教授正好在找AI硬件项目，他决定再南下碰碰运气。

　　不久后李勇会知道，高秉强是深圳创投圈无人不知的伯乐。他和李泽湘、甘洁同为港科大教kaiyun官方登录 开云网址授，共同创立了松山湖XbotPark基地，有很多知名的投资案例，包括大疆和上市公司固高科技。

　　见面时，李勇只看到办公室里坐着一个笑咪咪的老人，和想象中严厉古板的教授不太一样。“高老师有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，特别幽默。”李勇告诉36氪。后来，李勇看到高秉强微信介绍是一句粤语：“最紧要好玩”，意思是“好玩最重要”。

　　李勇心头稳了，估摸总能拿到百八十万人民币投资，没想到高秉强一口给了100万美元。他告诉李勇：“你们自己准备一个协议给我签吧。”——没有被尽调、没有来回审核，钱一个月内就打到了账上。

　　李勇接触过不少投资人，碰过很多壁，还是*次这样爽快地拿到了钱。“高老师真的是‘天使’投资人。”李勇对我们感慨，

　　两年后，Haivivi已经成了投资人口中“融资挺顺利”的一家公司。李勇依然难忘绝处逢生的那一天，“我们特别感激高老师，没他公司就死了。”在十年前，对于硬件初创公司来说，遇见高秉强这样“贵人”的机会，实际上并不多。

　　十年前，一位看硬件赛道的投资人带着自己看好的项目上内部投决会，但是合伙人一句话就否决了他辛苦找来的项目：做硬件成本高，失败率高，回报低，为什么不把钱投给互联网？这话也没错，当时正是移动互联网高速成长的节点。很长一段时间中，愿意投资硬件初创公司的，只有极小一撮“理想主义人士”。

　　2014年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李泽湘北上，联合高秉强、甘洁，在东莞松山湖发起了XbotPark基地。

　　李泽湘身上有些朴素的家国情怀，在他眼里，靠模仿、抄袭的产品之路很快会走入死局。他想推行“新工科教育”，找到一群“能用科技创造新东西的人”，并帮助这些年轻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，赚取头部利润。

　　松山湖Xbotpark基地走创业孵化器路线，他们初期投资金额一般几百万，金额不算高，但足以支撑一家公司做出原型机，不至于被扼杀在初生期。除了大疆，后来成为投资人追逐对象的云鲸、Liberlive、松灵机器人、逸动科技，都是在松山湖Xbotpark拿到早期投资。

　　成立早期，云鲸融资很不顺利，张峻彬创业时26岁，学生气未退。有投资人记得当时张峻彬常常“被疯狂diss，觉得你就是个小孩、书生，懂什么供应链。”似乎所有人都在问张峻彬：“你知道现在石头有多牛吗？你知道科沃斯有多大吗？”

　　云鲸做*次对外融资时，资方一定要对赌。李泽湘曾对媒体回忆，最后是他和几个老师掏钱领投，“顶了他一轮。”

　　2019年，云鲸推出初代扫拖机器人J1，当年销售额就破了2000万。从它之后，“可自动洗拖布”这个功能逐渐成为扫地机器人的标配。

　　云鲸很快成了普通基金“高攀不起”的独角兽。2020年开始，云鲸在5年中完成8轮融资，名单里不乏南山新战投、腾讯、字节等头部基金，最新估值已经突破百亿。

　　此时，互联网红利已经消失，而新一代硬件公司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赚大钱的能力，投资市场的偏好开始转向。

　　但硬件投资市场，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有种“错配”：很容易从早期“看不懂”，到产品火了之后“投不进”。

　　以一位做机器人的创始人为例。他很早就开始创业，但业务一直没有爆发，最苦的时候，创业早期的兄弟都走了大半。那几年，他受了投资人不少冷眼。

　　这个创始人靠自己死扛，熬出了一个大爆款。公司只用了两三年，就冲到细分领域头部。现在投资人去搭话，他会回复：“滚蛋”。

　　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Plaud身上。许高拿出*代产品时，因为“智能”体验提升不大，一级市场对Plaud反应普遍冷淡。“就觉得他就是一个硬件，也没什么特色。”一位投资人告诉我们。

　　2023年夏天Plaud爆火后，它的大门几乎没有为国内投资人打开过。有投资人告诉我们，有不少机构找上门想参股，最后连许高的面都没见到。它*一次公开可见的融资，来自一家日本背景的硅谷基金Carbide Ventures。

　　一次又一次，新一代硬件公司用真实的业绩，推翻了此前投资市场对硬件公司的成见。5年前上市的安克创新市值突破700亿元，掀起*波热潮。今年影石创新上市后股价狂飙、市值目前已超1200亿元，又把投资市场对硬件的追捧推上高峰。

　　过去看消费、看游戏的投资人，纷纷都看起硬件。一位原本关注半导体赛道的投资人，现在看起了AI眼镜。有投资人直言：“再不关注，就要掉队了。”

　　沉寂已久的市场开始躁动。某头部机构现在每个月上会15个早期项目，大多数是硬件产品。

　　“今年是硬件的小阳春，把整个市场都盘活了。”一位投资人告诉36氪，“一部分资金在平衡配置回到亚洲，而中国最有特色，又能在kaiyun官方登录 开云网址海外看到销售成绩的就是消费硬件。”

　　曾经在互联网、消费行业才会出现的狂欢，现在终于发生在硬件赛道。“好项目都是挤破头进去。”一位投资人告诉36氪。一家创始人背景不错的割草机器人项目半年融了三轮，累计上亿，最近的一轮份额根本不够分。

　　还有一家头部硬件公司没有大范围路演，架不住很多机构听到消息找上门。老股东能优先认购，很多腰部机构连创始人面都没见上。

　　这种繁荣背后是一段艰辛的岁月。在过去十年，没有李泽湘、高秉强这样的投资人，很多明星公司早已夭折。他们给予硬件创业者最宝贵的，就是试错的机会。

　　“就像走夜路，你一个人会很害怕，两三个人或三五个人一起，然后再给你一个手电筒，一个打狗棍，你就不害怕了。”李泽湘曾经这样说。而现在，走硬件创业这条路的队伍正快速壮大。

　　当新一代创业者克服了恐惧，更自在地服从内心愿力的驱使，他们面前会展开无比广阔的世界。

　　八十多年前，在战后废墟中创立的索尼，尚未拿下日本市场，却已放眼海外。当时创始人盛田昭夫也表达过相似的愿景：

　　盛田昭夫的坚信造就了一家年销售收入十三万亿日元（约合6332亿元），营业利润达一万四千亿日元（约合人民币676亿元）的全球巨头。八十年后，大疆创始人汪滔在朋友圈写道：“文化、价值观、产品的二等公民，我做腻了，期待我们的产品也可以早日让美利坚五体投地。”

　　他们也有了让自己理想生长的土壤。强大的供应链、一群仍有情怀的投资人，以及丰沛的全球市场，足以筑造出一个宽广的新舞台。

　　[2]《对话正浩EcoFlow 王雷：创新的信仰要靠一层层追问》，极客公园

　　[7]《对话李泽湘：孵化大疆、云鲸后，怎么培养更多科技创始人》，晚点LatePost

　　[8]《Plaud 创始人访谈：AI录音硬件，全球超20万用户，如何做到的？》，九谦资本

　　[13]《这个90后破解周鸿祎手机号走红，借15万创业一年两登福布斯》，南方都市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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